《小儿药证直诀》，又名《钱氏小儿药证直诀》、《钱氏小儿药证》、《钱氏小儿方》，成书年代不详，为宋代医家钱乙所撰，由阎季忠编辑而成。阎季忠，一作孝忠，6岁时患“惊疳癖痕”，蒙钱乙治愈，对钱氏颇为尊崇，珍藏家传钱乙方10余首。大观初年（1107），季忠初为官时，于亲友间得钱乙关于病证的论述10条，后6年又获钱氏晚年杂方若干首，至京师后又见到钱乙著作传本。但历次所得杂乱无章，各有得失，因而相互参校，重新编次，删其重复，正其讹谬，改其俚语，编成《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于宣和元年（1119）刊行。《小儿药证直诀》分上、中、下3卷。上卷记脉证治法，包括“小儿脉法”、“变蒸”、“五脏所主”、“五脏病”等81篇，论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各种常见疾病的辨证治疗。对疮疹、惊风、诸疳等儿科重要病证辨察尤为详尽，如把疮疹区分为水疱、脓疱、斑、疹、变黑5种，分属于肝、肺、心、脾、肾五脏，其中前4种实际分别指水痘、天花、斑疹、麻疹，早在12世纪即能对其进行鉴别，实属可贵。另如指出急慢惊风“阴阳异证”、诸疳皆为脾胃病等等，均有独到见解。本书卷中记“尝所治病二十三证”，是钱乙治疗验案的汇集。下卷为“诸方”，列钱乙所制方剂110余首，既有化裁精当的古方，也有独创巧妙的新方，其中治疗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疗肾虚的“地黄丸”等都是佳效名方，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常用。本书基本上反映了钱乙的学术思想，总结了他的儿科临床经验，是一部理论结合实际、突出脏腑辨证思想的儿科专著，对宋以后儿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58、377、391

宋仁宗赵祯认为针砭之法，腧穴稍差，易害人命，所以令尚药奉御官、针灸专家王惟一主持，于天圣五年(1027)制作完成两个针灸铜人，一个人置宫中，供鉴赏;一个送医官院，作为针灸教学模型和测试医学生及医人针灸能力的工具。 铜人系青年裸体式，长短大小与真人同，体内装配五脏六腑，与真人内脏部位、形状和相互关系相同。外表刻有十四条经脉和三百五十四个穴位（据王惟一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旁用金字标明穴位名称。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用于医疗和教学的人体解剖模型，并影响后世。如，《明史▪凌云传》载，“（凌）云善针，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又如，1378年竹田昌庆从明朝携针灸铜人回日本，现日本国立博物馆尚存有一具针灸铜人。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62、374、387，古代中医解剖与西医解剖学传入中国及其对中医的影响》

两宋时期，中朝医药交往十分广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教方》1000卷；同年，“王嘏、吴延宠还，宋帝赐王《太平御览》1000卷”。两国之间医人来往更加频繁，如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时，宋医江朝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七月（1080），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沈绅、邵化及等88人，带百种药材赴高丽为文宗治病等。两国医人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医学的发展。医事制度方面，宋代之初，高丽仿照唐制设置机构与职衔实施医学教育和医业科举制度，并为百姓医疗设立了“惠民局”。

宋代，中国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朝鲜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也多，品种有香油、人参、松子、水银、麝香、榛子、石决明、松塔子，防风、白附子、茯苓等。朝鲜还积极发展了中国医书的刊行工作，如公元1058年（宋仁宗嘉祐三年），朝鲜忠州牧翻刻中国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塞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张仲景五脏论》等，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中国医籍为基础，撰写了《御医要方》，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由于中朝医药交流较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较多。宋哲宗帝向高丽王请求献出朝鲜所藏的中国善本医书，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遣使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中国《针经》已亡佚，宋朝以此《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这无疑是朝鲜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68

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唐末五代至宋初，我国正处于衰退、整顿、复兴时期，而日本正执藤原时代文化鼎盛阶段，第19次遣唐船派遣因奏报唐国内乱而未行，从此日本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政府间的交通断绝。故而北宋朝中日医药的交流也大为衰落，甚至趋于停顿。南宋时期，北方被金、元所踞，国势益弱，但作为文化形态，很有特色的宋代新文化已形成；日本历史亦进入“武家兴盛期”，平清盛等采取颇为进取的政策，大力鼓励对外贸易，派出大批日本商船到华，允许日僧等如同遣唐使一样到中国移植、汲取宋朝新文化，中日医药交流于是又有所发展。但这些交流终因局限于两浙等地，来往亦以贸易商人和僧人为多，故整个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

大抵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中硫磺和珍珠可为药用。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医事的往来见载亦不多。宋代印行医籍甚众，日人来华携去医籍不少。据记载，淳祐元年（1241），圆尔辨圆从宋带回典籍数千卷，书目著录于《三教典籍目录》中，惜此书已佚。据藏有这些典籍的普门院《藏书目录》记载，其中医学典有30余部。内有《魏氏家藏方》11册，即是宝应三年（1227）的刊本。

与医药相关而影响最大者，当推茶种引入日本。这是丹波家族荣西的功劳。早在奈良朝时，中国茶传入日本，并专供药用。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第一次入宋，即将茶籽带回日本种植。他赠送给高（明惠上人），高辨将之种于山城拇尾，并记于《拇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之中。

这一时期，在日本医界内部产生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医心方》，作者丹波康赖（911-995）。其书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共7000余条，尤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葛氏方》等为大宗，体例亦仿之。全书显为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综成之作，为中日医药交流一伟大结晶。康赖曾孙丹波雅忠（1021-1086）并获“日本扁鹊”盛誉，所著《医略抄）（1O81）及《急教医方》《医心方略》等，皆为《医心方》之传承。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