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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峨丰碑
宋代“儒医”的出现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对医学多加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轼、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另外,宋代对于医学教育的重视,将医学生和儒生提高到了同等地位,使医学成为出仕途径之一种,并于医学生课程中增加了儒家内容,通过政策鼓励儒生习医,吸引了许多有较高理论素养的人群对医学的兴趣,提高了人们对医学的学习热情。具有儒学背景的习医者对中医药理论的探索与思辨也随之产生,极大地提升和扩充了中医药理论的深度和内涵。因此,两宋时期的医学,由于儒学与医学的交织,对后世医学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17
宋代医事制度的进步
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就医学人才的机构,这同唐代的太医署既为医疗和行政机构,又是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后唐的翰林医官掌校录医方等事宜不同。宋代的改革,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药政方面,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为提高药物专卖经营水平,熙宁九年(1076)神宗诏令撒消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开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委官监制和销售成药,为官药局的创始。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绍兴十八年(1148)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熟药所除日常以优惠价格向民间出售药物,向地方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有每逢夏季、冬季和疫病流时施医给药制度,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等。熟药所的设立,使《和剂局方》得以推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给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便利,是宋代医学发展的特色之一。


另设有与医相关的慈善机构如安济坊:政府设立病坊收容穷困无靠病人,给予医药照顾;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漏泽园:掩理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慧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保寿粹和馆:掖庭宫人养病之处;病囚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等。这些医事制度的进步对百姓生命健康的保障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均起了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18
宋代医学教育
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太医局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置于太常寺之下,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思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求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教学。设方脉科、针科、疡科3个专业。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为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考试仿太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徽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杜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每科设博士教导学生,每舍设有学长、学谕。还仿照太学,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以《内经》《难经》和《脉经》为大经,以《诸病源候论》《龙木论》和《千金翼方》为小经。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南宋乾道八年(1172)置太医局,存留医学各科,由太常掌管。绍熙二年(1191)复置太医局,仍隶太常寺,学生限额为100人,余如罢局前旧制,医学考试按《太医局诸科程文》进行。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


宋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为社会培养了高素质的医药人才,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理论的发展。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20
校正医书局
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对经典医籍进行了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都在熙宁间(1068一1077)陆续印行。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又称“新校正本”。该书成为以后刊刻、研究《素问》文字的蓝本和依据;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张仲景《伤寒论》,校订后的《伤寒论》成为当时通行本;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校订前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王叔和《脉经》;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校订后刊行全国;王焘《外台秘要》,校订后刊行全国;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苏颂《图经本草》等。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朝廷重视支持下,经过许多医家多年的整理,使许多濒临亡铁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于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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