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随着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海外贸易及通使等活动的频繁，当时对阿拉伯的医药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一些宋代书籍中还具体记载了某些阿拉伯所产药物的功用、采制方法等，如周密《志雅堂杂钞》对“押不卢”的记载，寇宗奭对产于波斯国中珊瑚的采取方法等。

宋代繁荣的对外贸易直接促进了药物交流的兴盛。北宋时中国与阿拉伯的陆路交通虽然不时为西夏等所阻，但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队与使团仍然络绎于途，其中有乳香等不少香药及一些可供药用的珠宝。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1973年8月，福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进贡的方式送来不少药物。1984年4月，在河南巩县的北宋皇陵地上调查中，发现了与中国阿拉伯药物交流有关的珍贵石刻，石刻表明进献之物尚有犀角、象牙、珍珠、甜瓜等，多有药用价值，可谓为宋代与阿拉伯地区医药交流的历史见证。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一些药物制剂传入我国，推动了我国药物制剂方法的发展。如大食蔷薇水这种经蒸馏法制取的露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并提高了酒剂在医药运用中的效用。

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也在我国流传。如《太平圣惠方》的眼科方中载有“大食国胡商灌顶油法”，用以“治脑中热毒风，除眼中障翳，镇心明目……”等。另外，宋代《崇文总目》载有安文恢（一名安堰）所著《万全方》（一作（万金方》）3卷，有学者认为此方可能是阿拉伯人所撰的医方②。

从阿拉伯等地输入的大量外来药物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类香药大多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其输入增加了当时人们对阿拉伯医药的了解，促进了临证中对香药的应用，甚至造成了一种偏好这类药物的风习、对当时的处方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宋代医药著作对香药的收录及临证应用的记载中有明显的反映。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药学在宋代也外传阿拉伯地区。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其诊疗方法与经验亦有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波斯人阿布·曼苏尔·穆瓦法克（Abu MansurMuwaffag）约于975年所著的《医药概要》一书中，也记述了肉桂、土茯苓、黄连、大黄、生姜等中国药物。一般认为，中国的炼丹术约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