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说是中医在漫长的岁月里，沿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外感发热性、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得来的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已盛行于大江南北，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是温病学派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故有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叶桂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明确指出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邪途径、发病部位，同时把温病的整个病理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不同阶段，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纲领。吴鞠通根据叶天士所说“河间温热，须究三焦”，确立三焦辨证。王孟英擅用清滋之法治疗温病，用药平谈而多奇中。

在吴有性温疫热邪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的思想影响下，清代对温病的治疗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叶氏对温病养阴和诊治有很多创见，把养阴步骤分为甘寒养胃津、咸寒滋肾之法。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清代医学家提出了许多独持的方法，验齿作为温病独特的诊断方法，首倡于《温热论》。《温热论》强调观察舌质、舌苔的色泽和润枯的变化，为辨别病属卫气，或属营血的重要依据。认为舌苔可分为白苔、黄苔、黑苔；舌质分为绛舌、紫舌、淡红舌。提出凡温热传营，舌质必绛。余霖《疫疹一得》强调辨识斑疹应当注意形色两个方面，认为斑疹以松浮为吉，紧束为凶。清代除了叶天士、杨栗山、吴鞠通之外，还有许多医家在温病学方面有所著述，其中较为突出的如：王世雄的《温热经纬》、陈平伯的《外感温病篇》、薛雪的《湿热病篇》、余师愚的《疫疹一得》、雷丰的《时病论》等著作，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使温病学说日臻完善、自成体系，有效地指导着温病的辨证施治。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P579、671温热论、672湿热条辨、674温病条辨、680薛雪、680叶桂、683吴瑭、685王，近代卷P14温热经纬

清代，由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及训诂学的盛行，《伤寒论》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仅清代前、中期流传至今的《伤寒论》研究著作在百种以上。主张错简重订或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不同医家，观点都比较强烈，均竭力宣称自己最能反映张仲景的原意。清代主张错简重订的代表医家是喻昌，其《尚论篇》影响之大超过了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在他之后，持这一观点的医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派医家推崇方、喻提出的编次，著书立说也基本在此二家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派医家则认为即便是方、喻二家也未能尽复仲景原貌，因而他们的重订工作往往另辟蹊径而不循方喻。如黄元御撰《伤寒悬解》。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医家有钱塘二张即张志聪、张锡驹，以及陈修园等人。许多医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明力，往往博览群书，寻流溯源，深思熟虑，力求得出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因此其中不乏具有影响的佳作。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589、677喻昌

自清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寒温融合之作,如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及吴贞的《伤寒指掌》，虽并冠以“伤寒”之名，但却包括温病的内容。尤其是从辨证角度将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结合来辨证论治外感疾病，这标志着寒温融合期的开始,寒温融合学派也孕育而生。

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

俞肇源（1734~1799年），字根初，浙江绍兴陶里人，为绍派伤寒的奠基人。于乾隆41年（1776)撰成《通俗伤寒论》12卷，后世奉之为四时外感之诊疗全书。书中开篇提出伤寒是外感百病的总名，并将伤寒分为本证、兼证、夹证、坏证和复证五个基本类型，证治各论篇中将外感病的命名方式采取将伤寒与温病相结合，将外感病统一命名及分类。辨证上，俞氏详述六经形层、气化、关键、部分、病证、脉象、舌苔、治法、用药法等，提出了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的见解，主张将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融会贯通、合为一体,以伤寒六经辨证体系为支架，参合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来认识和概括外感病，形成了一个兼取寒温两说之长的统一的外感病辨证论治体系。

何廉臣祖父何秀山首先对《通俗伤寒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将该书按条分段加以按语,作了阐发补正。传至何廉臣再次增订,同时讲其师樊开周的临证验方补入其中。如俞氏“六经形层”一节，把六经假定作机体方面的六个层次，即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又以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这样，就把六经和三焦联系起来。何秀山指出：“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何廉臣勘语则更进一步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并说：“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人内脏，当辨三焦部分。”在上述基础上，俞氏提出治外感病的六经总诀：“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二焦概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何秀山复予阐发：“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惟疫邪分布充斥无复六经可辨，故喻嘉言创立三焦以施治。上焦升逐，中焦疏逐，下焦决逐，而无不注重解毒，确得治疫之要”。指出在疫证治疗上三焦辩证对六经体系的补充作用。何廉臣由此总结出：“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治法；从三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683，近代卷P24

王清任对人体解剖学的探索  清代王清任(1768-1831)认为“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但“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发现传世医著中解剖知识有很多错误，不能指导临床诊疗，指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不畏世俗的诋毁，化了42年时间，先后对义塚的儿童尸体、法场的剐犯尸体进行认真实地观察，并记录；还追问那些见过被剖腹尸体的人的描述，撰成《医林改错》（1830）。更新人体解剖知识，重新绘制“新见改正脏腑图”13幅，含42件器官。例如，肺下无透窍，亦无行气之二十四孔；膈膜以上仅只心肺，余脏皆在膈膜以下；膈膜为胸腹上下之界；肝大面向上，后连于脊；总提俗名胰子，其体于贲门之右，幽门之左；幽门之左寸许，另有一门，名曰津门，上有一管，名曰津管（发现胰管和胆管）；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物归于脑（发现视神经）。王清任勇于革新，勇于探索，躬身解剖研究的科学精神，可与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相媲美。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596、676医林改错、684王，《古代中医解剖与西医解剖学传入中国及其对中医的影响》

赵学敏为使《本草纲目》趋于完善，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更正。在历近40年时间里，他查阅了600余种文献，深入民间虚心求教众多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采集了许多简、便、廉的草药和单方，并且还亲身实践栽种和尝试某些药物来验证药物的实际功效。经过长期的努力实践，《本草纲目拾遗》于乾隆三十年（1765)问世。后又续加补订而毕于嘉庆八年（1803)，于同治三年（1864)方得初刊，以后则有多次重刊。

《本草纲目拾遗》共10卷，分为水、火、土、金、石、草、木、藤、花、果、诸谷、诸蔬、器用、禽、兽、鳞、介、虫等18部，除未列人部外，另加藤、花两部，并把“金石”部分为两部，合计载药921种。其中新增716种为《本草纲目》所未载、161种为对《本草纲目》已收药物作补订。另外，赵学敏在卷首列“正误”一篇，对《本草纲目》中的欠妥和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共计34条。个人心得则夹注文中或附注于后，无固定格式。书中还附有大量医方，多得自采访所记用药经验，简便有效。此外，书中记载了一些其它自然科学的成就，如用强水制铜版之法首见于此，以及清以来传入的西洋药知识和一些西方制剂如消强水、刀创水、冲鼻水等。

《本草纲目拾遗》是对《本草纲目》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也是本草学的又一次系统总结，是清代新内容最丰富的本草著作之一，代表了清代本草学的最高成就。

赵学敏（1719—1805)，字恕轩，号依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继李时珍以后总结明、清时代药物学的巨匠。一生著述颇多，所著《本草纲目拾遗》对后世贡献最大。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600、673、682赵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