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无论在三国鼎立之时抑或新罗统一之后，中朝之间的交往都相当颜繁。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如《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校舍一千二百间……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蒋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语林》则记载：“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子弟人朝受业。”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学典籍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及中国的医事制度亦陆续传入新罗。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公元1433年由俞孝通等人撰写的《乡药集成方》85卷中，引用《广利方》达13处，可推测当时唐政府允许新罗使节抄回了《广利方》。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若毒气攻心，手足脉绝，此亦难济，不得已作此汤，十愈七八方……苏恭云：服得活甚易，但钻击（一作急）少时热闷耳。此方是为起死，是高丽老师方。”说明该方在唐显庆年间（656一660）之前已传入我国并广泛应用。又《唐会要》载：“贞元二年九月，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出商州，能愈众疾。上于禁中试用，有效，令编附本草，授思齐太医丞。”可见朝鲜僧在公元8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除医方之外，药物输入更为丰富，《唐会要》等文献记载了公元714一749年的35年间，中朝使节互访频繁，有时甚至“一岁再至”。此期间，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人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283

隋唐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进步，成为亚洲各国学习的一个中心。而在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日本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因而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也带回了我国的医药成果。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同行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公元654年，日本进行“大化革新”以后，中日往来更为频繁，日本不断派遣唐使、学问僧、请益僧来我国。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公元7～9世纪的200余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计38船，有5000人左右，医药是双方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隋唐时期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除前述惠日、倭汉直福音外，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梶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除派遗留学生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公元754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鉴真精通佛学，且兼通医学、建筑、文学、雕塑等。因治愈日本光明太后宿疾，更受日人信仰。被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汉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此外，中国民间的有关习俗也在此时期由遣唐学生和学问僧传到日本。

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随着中国医学知识在日本的流传，日本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著作如《大同类聚方》《太素经集注》《药经太素》《摄养要决》《辅仁本草》等，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284

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公元629-645年间，唐朝人玄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追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很丰富。该书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面传入我国的线索。如该书记叙：“馔食：凡有馔食，必先盥洗，残宿不再，食器不传，瓦木之器，经用必弃……馔食既讫，嚼杨枝而为净……”“教育：七岁之后，渐授王明大论：……三曰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病死：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上述饮食习惯、口齿卫生、僧侣兼医、卫生习惯及医疗用药等均对我国有所影响。

唐僧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25个春秋。在此期间，他不但用掌握的中国医学技术作为自我保健治疗的方法，而且向印度介绍了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唯斯色类是唐所需，自余药物不足收采。”反映了义净在中国本草学知识方面之渊博，而且对外来药之产地也很熟识。

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一个途径。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据《隋书》、《唐书》记载就有11种。不少印度产药物亦作为贡品传入中国。来华之印度医则以眼科医为多。刘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通就是印度眼医一例。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对当时中国的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印度医学理论的“四大”说及医方医法在《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均有述及。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两国医药交流之繁荣。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286

北宋历朝皇帝对于医学事业都比较重视，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通晓医学，史载他曾为弟弟赵光义用“艾灸炙背”，传为佳话。赵匡胤建国之初即命纂修《开宝本草》，赵光义在即位之前，就有搜集历代医方的爱好，即位以后，命王怀隐纂修《太平圣惠方》100卷。在雍熙年间，太宗还曾命贾黄中编《神医晋救方》1000卷，真宗时期重刻《道藏》，其中收录相当多的医学内容。仁宗时期，成立《校正医书局》，由高保衡、孙奇、林亿、孙兆等先后担任校正医书事宜，在古代断简残帛基础上，校正误字漏句，将我国重要医籍《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玉函要略方》、《脉经》、《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作了整理，使我国后世医家研读有所依据。同时还命王惟一铸造铜人，标定穴位，撰修《针灸铜人腧穴图经》，并刻石保存。这是自唐代我国针法一度不被重视，濒临失传情况下，重新得到重视的时期。

仁宗和神宗时，对医药人才的培养亦十分重视，医学教育较之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太医局成为专管医学教育的机构。王安石变法实行“三舍法”，这是一种医学教育制度改革的尝试。此外，还先后设立了“惠民局”和“和剂局”，前者以医疗为主，后者以合药为主。之后随着时代变迁，又将二局合并，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与之同时，各州府县还设立了安济坊、养济院、福田院等，收养老年病残者，一直延续至元代。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