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以示尊崇仰慕，实非一人所作，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集中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其一，《本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这种分类遵循天、地、人这一大框架，在具体分类上，以药物的毒性大小、有无和对人体所起的“养命”、“养性”及“治病”的功用为依据。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对汉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虫石谷”“五药”分类法有所发展，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有着启发作用，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其二，系统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学说，提出了七情合和理论，发展了四气五味理论，发展了药物制剂学说。其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出用药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对有毒药物的用量谨慎把握，逐渐加大，以愈为度。强调主药治主证，讲究服药时间，对药物归经和脏腑用药也有所阐述。其四，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为中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内容亦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和发挥。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124、161

现行本的《伤寒杂病论》由《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组成，前者专论外感伤寒之证，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作者张仲景（约50一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张仲景在论述自已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馀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称，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教，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氏接着强调：该书“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原。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此书撰成未久，即遗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英宗治平三年（1065），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重加订定，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言：“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张仲景基于此说，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辨证之先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126、128、163、

药物麻醉在临床上的运用早在东汉就有文献记载，《后汉书·华佗传》载有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株，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负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至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记有此方，并进而强调用“热酒调服，少倾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痛也”。用热酒冲服曼陀罗花，是一次颇富科学性的改进和发展，因为酒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麻醉剂。曼陀罗花之麻醉作用已由现代外科手术实践和药理实验研究所证实。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168、354

“杏林”典出三国医家董奉。董奉（220一280），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医”，曾隐居山中修炼，人称“董仙”。董氏医德高尚，对病人轻重谢均不接受，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据《神仙传》记载，“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董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并供给自己行旅之用。后世以此誉为美谈，并有“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的称誉。据载今江西得阳（即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可见其事迹诚非虚构。

【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医学通史》P220